“这屋里怕是有脏东西！”杂货铺老板娘捏着帕子站在街角，对围过来的邻居们窃窃私语。有人壮着胆子去敲门，沉闷的声响在死寂中回荡，却无人应答。首到有人心颤巍巍地说出实情：房主沈玉琴因卷入一场烟土纷争，此刻正羁押在提篮桥监狱。
巡捕房的铁皮警车碾过积水的街道，刺耳的鸣笛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雨燕。头戴铜盆帽的巡捕们架起竹梯，顺着木窗翻入屋内。霉味与腐臭瞬间将人裹挟，探照灯扫过之处，雕花床上横陈着一具女尸。死者面容扭曲，半凝固的血痂糊在额角，青灰色的指尖还攥着一缕断裂的珠串。西周箱笼翻倒，绸缎衣裳散落满地，梳妆台上的胭脂盒被踩得粉碎，显然遭人洗劫。
“死亡超过十日，颅骨凹陷，凶器是钝器。”法医摘下金丝眼镜擦拭镜片，镜片后的目光透着寒意，“这妇人怕是在睡梦中就丢了性命。”消息传到狱中，沈玉琴攥着铁栏杆的手青筋暴起：“我那屋子钥匙早抵押在当铺，连耗子都进不去！”可巡捕却在满地狼藉中，发现了一柄泛着铜绿的钥匙，插入锁孔竟“咔嗒”一声顺畅开启。
更蹊跷的是窗台外的青瓦露台。一只褪色的蓝布坤包卡在砖缝间，布料被雨水浸得发白，却倔强地守护着内里的秘密。当巡捕抖开坤包，一张劳工登记证滑落掌心——“李素兰，三十六岁，祖籍贵州”。泛黄的纸张上，照片里的女子眉眼含笑，与眼前的腐尸形成诡异的反差。
顺着登记证，巡捕们找到了九亭镇一间逼仄的工棚。李素兰的胞弟蜷缩在草席上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姐姐前几日说要去洞泾镇谈盘店的生意，走时还特意换上了新做的阴丹士林旗袍......”线索如蛛网般延伸，最终汇聚到楼下“聚香园”饭馆。老板钱福海擦着额角的冷汗，将众人引到油腻的灶台前：“西月十二那晚，雨大得像老天爷打翻了水缸！李娘子来谈盘店的事，我们算帐算到戌时三刻。她临走时说楼上有钥匙，就上去了......”
老探长摩挲着窗框上的泥爪印，目光扫过露台青瓦。雨水在屋檐下形成天然的屏障，恰好为这里留出一片干燥之地。虽然暴雨冲毁了大部分痕迹，但几枚模糊的鞋印仍倔强地嵌在青苔间，形状竟与当铺掌柜描述的沈玉琴抵押钥匙时所穿的布鞋截然不同。而李素兰随身的美国造拨号电话，此刻却如同人间蒸发，只剩电话线在风中轻轻摇晃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巡捕房的档案柜里堆满了问询笔录，两千余个名字被反复核查。茶楼里的说书先生将此案编成段子，“空屋女尸”的故事在评弹弦音中流传，可真相却如沉入黄浦江底的明珠，始终不见天日。
时光飞逝，转眼到了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。新成立的警局里，戴着白手套的法医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只尘封十七年的蓝布坤包。放大镜下，包内衬暗袋的褶皱处，几丝肉眼难辨的皮屑在灯光下泛着微光。“就是这个！”老探长拍案而起，布满老茧的手指颤抖着将样本放入新式指纹比对机。
当“王阿西”的名字出现在档案库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。这个原籍贵州清镇的惯偷，此刻竟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后厨切着菜。抓捕当日，阳光透过后厨的木窗，在王阿西布满刀疤的脸上投下斑驳光影。面对审讯，他盯着头顶摇晃的煤油灯，终于开口：“那年我才二十出头，扛大包的钱连稀饭都喝不饱......”
原来案发当夜，收工的王阿西路过洞泾镇，见二楼木窗半开，鬼使神差地顺着雨棚爬上露台。本只想偷些财物，却见床上人影微动。慌乱中，他抄起桌上的铜镇纸砸下，又抢走坤包与电话。逃亡路上，他鬼使神差地拨了少年时在清镇县中学打球的张姓同学家，这通未接通的电话，竟成了十七年后锁定真凶的关键。
王阿西伏法那日，松江街头万人空巷。老人们望着囚车远去，拄着拐杖感叹：“善恶终有报，这雨打风吹十七载，冤魂也该安息了。”而那间曾弥漫腐臭的雕花木门，在岁月中渐渐褪色，只留下墙上斑驳的痕迹，似乎诉说着这个被雨雾笼罩的民国奇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