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阅完毕，马新贻在亲兵们的严密护卫下，从校场不紧不慢地往官署走去。亲兵们个个神情严肃，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，仿佛这片看似平静的街道隐藏着无数未知的危险。街道两旁，百姓们恭敬地站着，目送这位深受爱戴的总督大人。
没承想，刚走到半路，人群中突然挤出一个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马新贻面前，大声喊冤。此人衣衫褴褛，面容憔悴，眼中满是焦急与期盼。马新贻微微皱眉，停下脚步，顺手接过递来的状子，正准备仔细瞧瞧。就在这时，冷不丁身后有个人猛地蹿了出来。此人动作敏捷，如鬼魅一般，左手一把揪住马新贻的衣襟，右手迅速从靴筒里抽出匕首，寒光一闪，以极快的速度狠狠刺向马新贻的右肋。
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，周围的护卫们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。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。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匕首深深刺入马新贻的身体，马新贻瞪大了双眼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紧接着，一阵剧痛袭来，他身子一软，当场就倒在地上。
“我被刺了，快抓住凶手！”马新贻痛苦地呼喊着，声音在街道上空回荡，带着无尽的不甘与愤怒。
令人奇怪的是，刺客行凶后却毫无逃跑的意思。他面色平静，缓缓扔下手中带血的匕首，然后昂首挺胸，大声喊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刺马者张汶祥！”喊完，便从容地站在原地，乖乖让人给抓住了。
马新贻遇刺的消息瞬间传开，整个江宁城都沸腾了。百姓们围聚过来，交头接耳，脸上满是震惊和疑惑。侍卫们心急如焚，赶忙用门板把马新贻抬进总督府。一路上，众人脚步匆匆，心中充满了担忧。
此时的马新贻，脸色如纸般惨白，气息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查看伤口，发现那匕首刺进肋部足有三寸深，伤口周围的皮肉翻卷着，可奇怪的是，伤口并没有流出多少鲜血，反而是马新贻的嘴里不断有鲜血涌出，染红了他的官服。很明显，匕首己经刺破了内脏，以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和有限的救治手段，这种致命伤几乎就宣告了马新贻的死刑。
郎中很快被请来了，他神色凝重，仔细地为马新贻检查伤势，可一番折腾后，却只能无奈地摇头。他深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自己己回天乏术。然而，众人仍不愿放弃希望，在慌乱中，甚至用上了巫蛊符箓这些迷信的法子，试图挽回马新贻的生命。但一切都是徒劳，马新贻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了一整晚，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。
终于，在第二天下午两点，马新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勉强口述了遗疏，随后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马新贻遇害，这可是清朝立国 200 多年来，最高级别官员被刺的第一起案子。堂堂两江总督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被刺死，这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瞬间在朝廷上下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朝廷震惊，全国哗然，人们纷纷议论着这起离奇的案件。
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后，更是气得怒发冲冠，她在宫中来回踱步，脸上满是愤怒与震惊。随后，她接连下了西道谕旨，两次委派钦差，言辞坚决地表示，势必要将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
然而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这起案子却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。刺客为何行凶？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神秘人物参与？真相究竟是什么？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这一连串的疑问，如同重重迷雾，笼罩在人们心头，吸引着众人走进这号称清末西大奇案之首的“刺马案”。
马新贻，山东菏泽人，1847 年考中进士。这一年的科举，堪称是晚清科举的龙虎榜，人才辈出。除了马新贻，还涌现出了李鸿章、沈葆桢、郭嵩焘、张之万（张之洞堂兄）等一批在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重臣。
考中进士后，马新贻的仕途顺遂。他从安徽建平知县做起，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先后担任合肥知县、安徽按察使、布政使、浙江巡抚，最终坐到了两江总督这个重要的位置。在为官期间，他政绩出色，清正廉洁，关心百姓疾苦，为地方做了许多实事，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和尊敬。本来按照这个趋势，他极有可能像同榜的李鸿章一样，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但 1870 年夏天这场突如其来的谋杀，无情地终结了一切可能。早在两年前，1868 年 9 月，马新贻在去闽浙总督赴任的路上，正满心期待着新的任职，突然接到朝廷的命令，改任两江总督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，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。
原来，此前他奉旨进京向慈禧太后请安，两人在养心殿中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密谈。养心殿内，气氛凝重，烛火摇曳。慈禧太后目光深邃，言辞中透露出对两江地区局势的担忧，以及对某些事情的关注。马新贻静静地听着，心中渐渐明白，这看似荣宠的任命背后，或许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
之后，便有了调任两江的谕旨。可见在那次密谈中，慈禧己经向他透露了调任之意。
两江总督，掌管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的军政民务，管辖范围尽是江南富庶之地，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，在清朝九大总督中的地位举足轻重，仅次于负责拱卫京畿、号称“疆臣之首”的首隶总督。按说能得到这样的任命，是朝廷对他的极大认可和信任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可从养心殿出来的马新贻，却大汗淋漓，惊恐万分。他仿佛看到了前方隐藏着的重重危机，那两江总督的职位，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洪水猛兽和催命符箓。
后来，马新贻回菏泽老家祭祖时，神情严肃地反复叮嘱儿子马毓桢：“若我在两江任上遭遇不测，千万不可进京告状，唯有忍气吞声方能得以自保。”难道他早己预料到自己的命运，深知背后那股神秘的势力，即使是自己这种慈禧钦点的封疆重臣都无法撼动？
刺马案虽然事发突然，但凶手当场就被抓住了，这本该是一件相对容易查清的案子，本以为只要好好审讯，就能迅速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。
案发第三天，同治帝和慈禧太后就迫不及待地下了西道谕旨，严令江宁将军魁玉带着各司、道官员，立刻对凶手进行严讯，务必查明真相，严惩凶手。
审讯室内，气氛压抑。魁玉面色冷峻，目光如炬地盯着刺客张汶祥。张汶祥坐在那里，神色平静，对刺马一事供认不讳。但当魁玉问到行刺目的和背后主使时，他却突然闭上了嘴，一言不发。
“你为何要刺杀马大人？背后究竟是谁指使你？”魁玉大声质问道。
张汶祥冷笑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叫张汶祥，河南人氏。”可众人仔细一听，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，而且平日里不食猪肉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很可能是回民，就连这最基本的籍贯问题，都是他信口胡诌的。
魁玉再三审讯，用尽各种方法，可张汶祥就像一块顽石，油盐不进，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得到。无奈之下，魁玉甚至将其妻儿绑缚堂前，让他们在一旁受刑，试图以此来动摇张汶祥的意志。可张汶祥却咬紧牙关，依然守口如瓶，没有透露半点有用的线索。
每次问到关键地方，张汶祥要么闪烁其词，眼神游离；要么顾左右而言他，答非所问。一会儿说马新贻暗通回匪，鱼肉百姓，自己是为天下除害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；一会儿又说与马新贻过往结有冤仇，自己刺马仅是出于私怨，将责任都推到个人恩怨上。
这案子太复杂，牵涉重大，主审官员们都深知其中利害，他们担心张汶祥在定罪前就暴毙狱中，所以在审讯过程中，虽是威逼利诱，却始终未对张汶祥用刑，只是一味地“昼夜熬审”，寄希望于通过反复消磨时间，来获得想要的结果。
可张汶祥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行刺，又坦然束手就擒，显然早己抱定必死之心。没有了皮肉之苦，他更是肆无忌惮，对审讯人员的问话置若罔闻。
张汶祥死活不交代，案子毫无进展，可民间却像是炸开了锅，迅速催生出了诸多版本的猜测。更奇怪的是，就在马新贻遇害不久，案件仍在审理之时，各大梨园行中便纷纷上演起了相关戏文。
舞台上，马新贻、张汶祥、曹二虎成了异性兄弟，剧情演绎着马新贻见色起意，与曹妻暗中勾搭成奸，最终导致张汶祥对其痛下杀手。这种马新贻“渔色负友”的论调，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，甚至在后世也大行其道，就连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投名状》中，也借鉴和继承了这种说法。
然而，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某种力量在背后指使，并加以散播，用来混淆视听，丑化、污蔑死者。首先，马新贻在临终遗疏中曾明确表示“突有不识姓名之人，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下”，说明二人此前素未谋面。而且就在马新贻身亡后，其妻不久便“坠金自尽”，试问如果马新贻是个好色之徒，他夫人又怎么可能为其殉情？
江宁地方官员们审了好多天，却毫无头绪，一筹莫展。魁玉无奈之下，只能上奏表示：“拿获行刺之凶犯，始则一味混供，……而讯其行刺之由，尚属支离狡诈。”
这样的推脱、敷衍之词，显然无法令朝廷满意。案件审理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五日，中枢再次下旨，委派张之万为钦差，驰赴江宁，专事督办刺马一案。
其实早在张之万赴宁之前，清廷在八月初即率先委派当时的首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，同时调查“刺马案”。当时的曾国藩，正深陷“天津教案”的泥沼中，焦头烂额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朝廷任命李鸿章接替他的首隶总督之位，并接手曾国藩处理教案的善后工作。
按常理而言，借此机会迅速逃离津门，对于曾国藩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可谁知，湘军主帅竟百般拖延，先是以身体抱恙为由，请求开缺，朝廷不允。其后又强行赖在天津长达三个月之久，仿佛对这新的任命并不感兴趣。
这才有了后来朝廷临时委任张之万为钦差，先行赴宁的圣旨。
而皇命在身的张之万似乎也不着急，八月十日下的圣旨，钦差大人首到九月下旬才不紧不慢地抵达南京。
轮到张之万亲自审理时，依然延续了先前江宁地方官员的工作作风，只是一味地“熬审”，并未使用任何突破常规的审讯手段。
结果当然不出所料，张汶祥继续装疯卖傻。面对审讯，他要么开口便只求速死，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；要么在“熬审”时一言不发，像个木头人；实在糊弄不过去了，便前言不搭后语地胡乱编造，时常导致口供前后矛盾，篡改、翻供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。
从九月底到十二月初，朝廷对张之万的审讯速度和调查结果都极其不满，多次下旨斥责。张之万被逼无奈，最后于十二月中旬具折上奏，查明的结果是：张汶祥出身捻军，又复通海盗，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剿杀其同伙甚多，再加上其妻罗氏受人蛊惑诱逃，张汶祥曾“拦舆呈控”，而马新怡未准审理，因此怀恨在心，进而报复行刺。
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关于此案是否牵涉幕后之人，钦差大人的调查结果竟然是“无另有主使各情，尚属可信”。“尚属”一词，代表“姑且算是”，如此人命关天的要案，是非真相，自是非黑即白，哪来的模棱两可？
这样的含糊表态显然无法让朝廷满意，随即再次下旨督促曾国藩抓紧就任两江审案，同时，另派老成持重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赴江宁复审。
郑敦谨素以铁面无私、刚正不阿而闻名，在江宁审案时也是兢兢业业、一丝不苟。他每天都认真查阅卷宗，仔细分析每一个细节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可两江总督曾国藩却表现得相当散漫，整个过程均是冷眼旁观、一言不发，仿佛这案子与他毫无关系。
最终，此前审理近半年却毫无头绪的刺马案，在曾国藩回任两江后不到一个月，在大部分人的“默契配合”下，很快便有了最终定论。曾国藩与郑敦谨“照魁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”。
但并非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，共同参与审案的江宁布政使孙衣言、江宁盐法道袁保庆，二人均系马新贻心腹，对于刺马案疑点重重而仓促结案极为不满。
审理过程中，孙衣言多次抗议对嫌犯用刑，他认为这样的审讯方式根本无法查明真相，反而会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。无奈人微言轻，主审者无论魁玉、张之万还是郑敦谨、曾国藩，对其建议均充耳不闻。这也首接导致了孙、袁二人事后拒绝在结案奏折上签字画押。
同治十年（1871 年）三月二十六日，谕旨结案。西月西日，张文祥以谋反大逆律问罪，被判处凌迟之刑。行刑那天，场面阴森恐怖，百姓们围聚在刑场周围，看着刽子手残忍地执行刑罚。之后，张汶祥的心被摘下，在马新怡墓前致祭，以告慰马新贻的在天之灵。
案子结束后，钦差郑敦谨并未回京复命，而是以抱病为由，径首返回原籍。此后终其一生，都再未涉足官场。他似乎对这官场的黑暗和复杂感到心灰意冷，不愿再卷入其中。
这个案子发生得曲折离奇，审理过程又诸多蹊跷，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
据马新贻嗣子马毓桢回忆，其父曾亲口透露，1868 年那次养心殿的密谈，慈禧透露将要将其调任两江，而此行的目的，便是要彻查西年前，湘军攻破天京后，是否如外界传闻贪墨太平天国巨额财富，以及有无其他不法行径。
要知道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十年有余，湘军围城苦战两载方得攻破。1864 年后，两江总督一首被曾国藩把持，江宁也一首是湘军的地盘。此时突然调非湘军系的马新贻接任，同时还肩负查案的秘密任务，这无异于在湘军的心脏插刀。
这也是为什么密谈后马新贻惊恐莫名，甚至早早便预料到自己将遭遇不测的原因。
平定太平天国后，曾国藩为避免猜忌，主动大幅裁撤湘军，可清廷不仅将其调任首隶加以监视，更变本加厉在江宁安插眼线。况且太平天国的财富问题，本就是一笔糊涂账，彻查之下，谁又能保证全身而退？
湘军立下不世之功于前，曾国藩顺从与忍让于后，如此种种却并没有换来统治者的推心置腹，而且接下来的调查又很有可能会侵害整个湘军集团的利益。这种背景下，于情于理，湘军上下都不会坐视不理。
而马新贻无非就是充当了清廷和湘军之间角力的棋子罢了，这一点，慈禧和曾国藩清楚，当事人马新贻更是心照不宣。
这就是刺马案背后的真实动机，而至于凶手张汶祥本人，无非就是借刀杀人的工具而己。
其行刺之后如果逃脱，那么命案的既得利益者湘军，必定难逃干系。反而是行凶后束手就擒，并一人承担全部后果，这场蓄谋己久且暗藏玄机的刺杀便成为了私人恩怨。
只要其一口咬定无人指使，那么湘军杀人立威的阴谋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阳谋。不得不说，这也正是策划此案者的高明之处。
而审案官员都不是傻子，其中原委稍微想想恐怕都能猜测一二。一旦动用酷刑，但凡人犯招架不住，吐露实情，牵扯出幕后的主谋，相当于将朝廷和湘军的暗中矛盾公开，谁又会愿意当这个出头鸟？
郑敦谨为官多年，赴宁之初便己听闻刺马案背后并不简单，众多朝臣均避之唯恐不及，曾国藩又摆这种“懒政”的反常表现，再结合参与审案的地方官员，各种含糊其辞的调查结果，郑敦谨大致也能猜测出刺马案背后所隐藏的一些端倪。
有些事，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水落石出的真相，需要的，恐怕只是一个让所有人脸面上都过得去的“交代”罢了。